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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的发展历史“名字”起源于什么时候姓名的发展历史先秦时期孩子3个月时由“父名之”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认为,名字最初是因夜晚相遇、辨识需要而产生的,故《说文解字》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
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
古代一般在孩子3个月大的时候,由父亲取名,此即《仪礼·丧服》中所谓“故子生三月,则父名之。”至于取“字”,则在20岁行成人礼(冠礼)时进行。
需要注意的是,后世就不这么讲究了,有时候先起个“小名”或是“奶名”,六七岁入学起蒙时才取正式名字。
《左传》记载申繻曾提出取名选字“五原则”
取名的关键是选好字,上古时期比较简单,如殷王固定用天干入名。
到先秦时期,起名的讲究开始多了起来。
取名大师、鲁国大夫申繻曾提出取名选字“五原则”:“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这是《左传·桓公六年》中所记,那时桓公的太子出生,便咨询申繻怎么给太子取名,申繻遂说了这番话。
申繻的具体解释是:“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
在具体选字时,申繻强调要“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
孔子名“丘”,就是其父按“以类命为象”的原则所取的。
孔子生下后被发现头顶特别,是凹下去的,即所谓“圩顶”,故取名“丘”。
而孔子有了儿子后,恰好鲁昭公赐他一条鲤鱼,他遂给儿子取名“鲤”,这又是依“取于物为假”之原则。
申繻的取名原则反映了先秦时期的起名风俗,其核心是“避讳”。
中国封建时代姓名避讳风气大流行,最早正是始于先秦。
汉代取名流行用“单字”
与先秦相比,汉代的取名风尚又有了不小的变化。
尊老、称谓、身份、德行一类敬谦美辞成为汉人取字时的首选,在先秦人常用的伯、仲、叔、季四字基础上,又增加了元、长、次、幼、少、公、翁、君、臣、侯、宾、士、民、郎等字。
如《盐铁论》执笔人桓宽,字“次公”;汉武帝时位列九卿的朱买臣,字“翁子”。
汉代最鲜明的取名特征是,从皇室到普通老百姓都以单字取名,如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汉文帝刘恒。
在东西两汉24位有庙号的皇帝中,仅汉昭帝刘弗陵取的是双字名,在登基后出于避讳的考虑,也除去“陵”字改成了单字“弗”。
取单字名之风对后世影响深远,如唐代,21位帝王中,仅有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为双字名。
南宋及以前的皇帝大多数也是单字名,一直到明清时期单字名才被冷落,在明清两朝28位皇帝中,只有明成祖朱棣是单字名。
《春秋公羊传·哀公十三年》记载“二名非礼也”
王莽篡汉建新后,视单字名为古礼。
在王莽“崇古”的影响下,取单字名进一步流行。
为何汉代喜欢单字名?《春秋公羊传·哀公十三年》有这样一种说法:“晋魏多帅师侵卫,此晋魏曼多也。
曷为谓之晋魏多?讥二名,二名非礼也。”晋大夫魏曼多帅军队进攻卫国,人们不叫他全名,而称“魏多”,是讽刺他取双字名,认为双字名不合礼数。
就“二名非礼”说,明末清初大学问家顾炎武考证,《春秋公羊传》中错误地理解了“二名”的意思,应是一人有两名不合礼数,而非取二字名。
北魏著名道士取名寇谦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取二字名风气逐渐抬头,取名出现两大特点,一是助词“之”受宠,名字带“之”成时尚;二是父子、长幼之间用字不再避讳,名字中出现同字现象。
比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俩的名字中都有“之”字。
为《三国志》作注的南朝宋人叫斐松之
当时,“之”字特别受青睐,地位高者或权力大者,名字里往往都带“之”字,如为《三国志》作注的南朝宋人斐松之、北魏著名道士寇谦之。
当时皇族对“之”字也情有独钟,如晋宣帝的弟弟、安平献王叫司马孚之,儿子、汝南王叫司马亮之,后代还有司马景之、司马昙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取名青睐“之”字
“之”字入名,在魏晋时期还是一种是否入教的标志。
如何辨别入教者和非入教者,知道对方与自己同道?区别就在一个“之”字。
后来“五斗米道”首领之一的孙恩作乱,许多名中含“之”的人士受到牵连,不少人被杀,便证明了这一推断。
当然,唐宋以后人名中再用“之”字则与宗教无关,纯属于一种喜好。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取名字时仅次于“之”字的,还有一个“僧”字。
如南朝梁有一名将领叫王僧辩,梁武帝的医师叫姚僧垣……“莺莺”“圆圆”等重字双名
唐宋以后,人们起名尽量考虑稳当、平安,忌与帝王、坏人等重名,不用凶字、坏字。
北宋徽宗时,江西平乐县有个叫“孙权”的人,与三国吴主同名,因此被举报图谋不轨,“寓意僭窃”。
不产生歧义也是古人取名时要注意的。
《明皇泳化类编》记载,有个学子名叫孙曰恭,参加永乐年甲辰廷试获第一名。
朱棣看到名字后不乐,觉得“曰”、“恭”二字加起来似“暴”字,硬把状元给了第二名邢宽,孙曰恭变成了榜眼。
像现代流行的重字名、姓名同字同音,也是古人所忌讳的。
名字重字又叫“双名”,在古人眼里是身份低贱者用名,一般侍妾、青楼女子多双名,如元稹妾名“莺莺”、秦淮名妓“陈圆圆”。
女子双名读起来,让男人有一种愉悦感,有身份的人,特别是男人不取重字名。
除了避用不雅字,古人取名时还很在意字的声调,取“双声叠韵”字入名,这样读起来音节响亮,音韵哑仄的字,寓意再好,结构再美,也尽量不用。
宋代出现“五行”“八字”配合起名
到唐宋时期,予、臣、汝、友一类称谓字以及可、如、斯、也等一类语助字,开始受到青睐。
宋人取名还出现一种复古倾向。
汉代的尊老字,如“老、叟、翁”等常入名中,如《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叫孟元老;《鹤山集》的作者叫魏了翁。
在宋代及以后,取名时人为设置的限制明显多了起来。
除了考虑传统的避讳,取名时还要讲阴阳五行、生辰八字、生肖属相、五格剖象、八卦六爻等等。
这其中,以“生辰八字”与“阴阳五行”配合入名最为流行。
所谓“八字”又叫“四柱”,即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时和干支组成的年柱、月柱、日柱、时柱,四柱加起来刚好是8个字。
而“五行”则由金、木、水、火、土5个字组成,代表不同性质的物质。
依“八字”原理,命里缺啥取名时就补啥。
如命里缺“火”,就会取带“火”的字。
明太祖朱元璋的接班人、惠帝名“允炆”,就是因其命里欠火,取名时才找一个带火的“炆”字。
这显然是一种迷信,惠帝恰恰是因为“一把火”而丢了性命——在“靖难”中,于宫中放火自焚。
宋代取名的另一大变化是“字辈取名制”开始流行。
中国谱系最完整的孔氏族谱,就是从北宋元丰年间开始编修的。
字辈取名也叫“世代排名”。
在宋以前,虽有以字辈取名的现象,但并不普遍。
在宋以后,这一取名方法便成为古人取名的主要手段,凡同宗同辈者,皆用一个固定的字入名。
朱元璋嫡孙惠帝命里缺“火”取名朱允炆
到了明代,字辈取名制普遍流行。
明惠帝朱允炆名中的“允”字,便是辈分字。
当年朱元璋给自己的儿子各20字辈分,太子一支是:“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元代流行“数字”入名被视为身份低贱者用名
在所有朝代中,数字名在元代最为流行。
元末起义军首领之一的张士诚,原名“九四”,“士诚”是一读书人献给他的。
据说此名其实是骂他的,语出《孟子》:“士,诚小人也”,另外断句就是,“士诚,小人也”,暗讥张士诚不学无术。
这种数字取名风俗,实与朝廷政策有关。
在元代,汉人庶民无职者,不许取名,只能用排行、父母年龄等来称呼,这大概是古代姓名管控的特例。
名字是一个人的代号,但当名字里加入动机、情感、寄托后,便变得不再简单。
名字起的好,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反之则为名所累。
南宋初年,有个叫钱唐休的人就被自己的名字害得不浅。
据庄绰《鸡肋篇》记载,当时南宋刚定都又名钱塘的临安(今杭州),会稽有个叫钱唐休的人颇有声望,被人举荐给宰相赵鼎,但高宗坚持不用,认为名字不吉利:“钱唐遂休乎?”
“名字”起源于什么时候今天,我们说名字这个词时,通常仅制人名,但是我国古人既有名,又有字,有的还有号。
名,是个人的特称,多有父母长辈起取,并往往通过取名体现对子女的期望。
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多与名的含义相近或相符,与名相表里,所以也成“表字”。如,诸葛亮字孔明,岳飞字鹏举,飞与鹏举,亮与孔明义相近,也有字与名相反的。
号是人的别称,又叫别号。古代文人墨客多给自己起号来表达个人情怀。
古人相间,在名字号的用法上很有讲究,名一般用语自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当下对上,或尊称对方是,称字、号。平辈之间,很熟悉的的情况下相互称名。
现在的名字,多指人名,而这个词,则是将名与字结合。
最早的名字也应是于劳动中产生的。这个劳动包括猎取食物,比如要猎取一头野猪,当时单靠一个人是不行的,于是就召唤别人一起合作。交际的需要产生名字。当时不可能产生复杂的名字,最早名字可能是“喂”,对方就心领意会了,知道在叫自己。这就像我们接电话时,准备与对方交流时首先发出的那个简单声音。
最早的名字是图腾,在文明社会里,陌生人初次相见,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了解对方的名字:"先生,请问您贵姓?"更文明的还要互换名片。
而人类学家在非洲、美洲、澳洲的一些原始部落里发现,那里的人们初次见面,不问对方姓甚名谁,而问对方的图腾,即打听对方属于什么图腾。
初次相见,最要紧的事情就是知道自己在跟谁打交道,文明人的叩姓问名与野蛮人的询问图腾,都是为了实现这一了解对方身份的目的,这足以表明,图腾,在野蛮社会中发挥着与姓名在文明社会中相同的功能,同时也暗示出,图腾或许正是名字的原始形态。
人皆有名。暂且撇开名字的其他功能不谈,名字的最重要功能就是标志功能,正由于每个人都有一个与周围人不同的名字,他才得以与其他人区分开来,一个名字就标志了一个特定的人类个体,并使之作为一个不同于他人的"张三"、"李四"而存在,从而在其社会中获得了一个独特的位置。命名的作用就是区分。
人是语言的动物,也就是说,人是以语言以及文字这种书面化的语言作为主要的社会交往工具,人的名字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身份标志,因此,在以语言为主的社会交往活动中,人的名字也主要是以语言文字的形态而存在的。不妨给名字下一个定义:所谓名字,就是用以标志人的个体身份的专用名词,或者说,是人的身份的语言标志。
但是,这个定义只有在语言文字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才能成立,也就是说,只有当语言文字成为人类共同体的主要交往工具,只有当人类应用语言文字的能力高度发达之后,语言化的身份标志,即名字,才能成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以区别不同个体的主要手段。
语言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工具,但是,这并不是说,没有语言,人类就无法交往,实际上,作为人类社会交往的符号系统的语言,只能是社会交往活动的产物,语言学家说,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产物,而这也就等于说,语言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因为,任何"约定俗成",只能在社会交往中进行。因之,我们可以说,虽说语言是人类社会交往赖以展开的基础,但是,在历史发生学的意义上,社会交往活动却先于语言,先有交往,然后才有语言。
交往总是人与人的交往,因此,任何交往,任何原始的交往,都有一个身份的标识和区分的问题,那么,在人类的语言交往能力尚不发达的时候,在前语言的交往中,人们又是靠什么手段来对自身进行标识或"命名"的呢?
图腾就是原始人类用来标识不同的群体或个体的物质标志物。
图腾制度是西方人类学家首先在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中发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后来,人们也在非洲、澳洲的原始部落中发现了此种文化现象。他们发现,在这些原始部落中,人们并非自称为张三、李四或汤姆、史密斯、约翰之类抽象的名字,而往往用某种动物的名字来称呼自己,把自己称为狼、熊、虎、豹等等,也有以植物、天象甚至矿物的名称自称的,野蛮人往往还将象征此类动、植物的标志物佩戴在自己的身上或竖立、悬挂于其居所前面,他们实际上正是用此类起标志作用的实物而不是用抽象的语词来标志自己、识别自己,或者说,命名自己,此类标志物因此就成了野蛮人的"名字",这种实物性的名字,这种用以标识群体及个体的动物、植物等的形象,就是所谓图腾。
围绕着图腾,衍生出一系列独特的文化现象,如认为图腾动物或植物是本氏族祖先或自己的亲戚的图腾信仰,解释、叙述其何以用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本氏族图腾的图腾神话,禁止狩猪、食用其图腾动物的图腾禁忌,化装为图腾形象、模仿图腾的动作、声音等手舞足蹈的图腾舞蹈,在特定的节日全民共食图腾动物或植物的图腾圣餐等,诸如此类与图腾有关的文化现象通称为图腾制度。
图腾制度的核心是图腾命名制度,即如上所述的用特定的实物标志群体或个体的"命名"方式。名字无非是标识人类个体的符号(其中的姓氏则是标识人类群体的符号),符号可以是文字、语词,也可以是图形、实物,符号与其所表示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是约定俗成的,也可以是由一定的客观关联联系起来的。文明社会的人名就是约定俗成的语词,但在人类的语言能力尚不发达之时,人们就无法用语词而只能用现成的实物作为标识自身的符号,而且,为了易于理解,避免误解,人们就会顺理成章地选取那些与其社会生活有着直接联系的东西作为自己的标志,原始人群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是狩猎、游牧和采集,因此,动物、植物就与之建立了天然的、息息相关的联系,特定的动、植物在原始群体的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用此种动、植物作为自己的标志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这种起标志作用的动、植物就是图腾。
图腾,作为实物形式的人类身份标识物,必然先于语词形式的人类身份标识物,亦即名字,因此,图腾就是人类名字的原始形态,是实物形态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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